我拿起桌上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，听筒里传来细微的、持续的电流杂音，


    这在我成为“三姐”后不久就注意到了，但一直没顾得上理会。


    现在，它成了最好的理由。


    我拨通了通讯室的号码。响了几声后，一个平淡、没什么起伏的女声响起：“通讯室。”


    “我是江媛。”我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一丝惯常的、属于“三姐”的不耐和挑剔，


    “我办公室的专线电话，杂音很重，听着心烦。立刻派人过来检修一下，拉一条更稳定、更清晰的线路。今天之内弄好。”
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似乎是在确认，随即那个女声答道：“是，三姐。我记录一下。您对线路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比如屏蔽性能、通话质量……”


    “要最好的，”我打断她，语气不容置疑，“清晰，稳定，安全。我不希望我和薇姐，或者和其他重要人物通话时，有任何杂音，或者……被不相干的人听到。明白吗？”


    我将“安全”和“不相干的人”稍微加重了语气，尽管知道这种明面上的通话很可能被监听，但我必须传递出一种“三姐注重隐私和通讯安全”的合理需求。


    “明白，三姐。我会安排技术最好的同事过去。请问您什么时间方便？”周晓梅的声音依旧平稳，听不出任何异样。


    “现在。马上。”我看了看窗外阴沉的天色，“天气不好，早点弄完。”


    “好的，三姐。技术人员大约二十分钟后到您办公室。”


    挂断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。二十分钟。我需要布置一下现场。


    我快速检查了一遍办公室。那部红色电话机就放在办公桌显眼的位置。


    我故意将连接线弄得稍微松散一些，制造出接触不良的假象。


    然后，我从抽屉深处，翻出一个很旧的、屏幕有裂痕、但还能开机的备用手机。


    这部手机是很久以前从一个不听话的“猪仔”那里没收的，早已断网，只剩最基本的通话和录音功能，一直丢在抽屉里吃灰，几乎被遗忘。


    我将旧手机充上电，开机。电量还有百分之三十。


    我打开录音功能，测试了一下，收音还算清晰。然后，我将手机小心翼翼地塞进办公桌侧面一个隐蔽的、用来走线的凹槽里，用几根凌乱的电线半掩着。


    手机屏幕朝下，只露出小小的麦克风孔，正对着办公桌和电话机的方向。


    这个位置，既能清晰地录下房间里的对话，又不容易被一眼发现。


    做完这些，我坐下来，强迫自己平静，拿起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，假装阅读。


    手指却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桌面，心脏在胸腔里沉稳而有力地跳动着，每一次搏动都像是在倒计时。


    大约二十分钟后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。


    “进来。”我头也不抬。


    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、身材纤细、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丝不苟发髻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。


    她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工具箱，低着头，脚步很轻。正是周晓梅。


    和之前几次在通讯室或远处瞥见时一样，她看起来有些过于瘦削，脸色是一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苍白，


    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不大，但眼神专注而平静，看人时似乎总是微微垂着眼帘，带着一种技术人员特有的、沉浸于设备世界的疏离感。


    “三姐，”她走到办公桌前约两三米的地方停下，微微躬身，声音不高，但清晰，“我来检修您的电话线路。”


    “嗯。”我这才抬起眼皮，打量了她一下。她的工装很干净，但洗得有些发白，袖口和裤脚有磨损的痕迹。


    手指细长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但指关节处有不易察觉的薄茧，是长期操作精密工具留下的。“动作快点，我待会儿还有事。”


    我语气冷淡，带着上位者惯有的、对“下人”的不耐烦。


    “是。”周晓梅应了一声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放下工具箱，打开。


    里面是各种专业的工具：万用表、电笔、剥线钳、螺丝刀、测试仪，还有几卷不同颜色、崭新的通讯线缆。


    她的动作熟练而安静，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噪声。


    她先检查了一下桌面的电话机，然后又蹲下身，检查桌子后面墙壁上的电话线接口。


    她的神情非常专注，完全沉浸在工作里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