暖阁内，随着朱允炆的娓娓道来，许多曾经在于谦心中，那些被迷雾层层笼罩的往事，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且逐渐清晰起来。


    “自从草原劫持的案子之后，文奎总算是洗去了身上带着的那浓厚的佛性。”


    朱允炆啜了口茶水，目光也出了神，回忆着之前十几年的种种琐事。


    “后面，朕成立了湖畔学院，把你安排到了文奎的身边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朕给文奎构造了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，他遇到的人、听到的话、看到的事，都是假的，都是朕和双喜安排好的。


    离开了学校，你还记得，你和文奎的第一站是哪里吗。”


    于谦睁大了眼睛，这一刻，他仿佛找回了无数的记忆：“应天府刑房，大皇子做主簿，我是他的师爷。”


    “然后他挑了一个案子，一个叫张东升的案子。”


    朱允炆笑了起来：“刑房那些公员给文奎准备的案子，全都是假案子，无论他挑哪一个，你都会跟朕说，朕就会让西厂接手，安排接下来的一切。”


    听了这番话，于谦的思维开始清晰起来，甚至不用朱允炆继续说，他自己都开始分析起来。


    “所以这才是为什么，一件如此简单的案子，来回出现反转，也是为什么，那个叫张东的吏部郎中会站出来，将原本可以推卸掉的罪责，抗在了自己的身上。”


    “没错。”朱允炆耷拉着眼皮：“这件事之前，那个叫张东的官已经在吏察中没有通过即将要被罢黜，朕不过是让他退隐的稍微不那么体面罢了。


    案件的前半段，朕不停的给文奎出选择题，目的呢是想看看他如何处理和对待这种棘手的、权贵与百姓之间的争端之事，想要锻炼的，是他的能力和魄力。


    而在案件的后半段，朕让张东出面顶这个案子，又给他另一种教育，那就是，人性的难以揣测。”


    即使没有朱允炆来解释，于谦也已经知道了朱允炆的用意。


    因为当时这个案子对朱文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


    初出茅庐的朱文奎正是亟待大展拳脚的时候，他热情高涨、他信心满满、他踌躇满志。


    结果呢？


    现实给了朱文奎当头棒喝，让朱文奎知道，现实中的大明，很可能随意的一件小事都是他处理不好，甚至说，朱文奎压根就没有能力去处理！


    在张东升的案子中，朱文奎是绞尽脑汁、费尽心力才觉得自己已经‘摸透’了朱允炆的用心，加上许不忌的佐助，最终将案子定了性。


    抓了张东升，定了张东升的罪。


    在权贵和百姓两个阶级中，坚定不移的选择了捍卫老百姓，选择了保护百姓。


    即使案件的真相无法查明，哪怕是办冤假错案，什么对百姓有利，他就做什么！


    “很多事情，真相不重要、对错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国家需要什么，做皇帝的需要什么！”


    这句话，让于谦笑了起来。


    做了几年的父母官，于谦对这句话是有切身体会的。


    爬到越高，越接近政治权力的中心，越能明白这句话的真谛。


    这就是政治本身的特殊逻辑。


    一件事如何处理，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和政客的视角永远不会一样的。


    在这个时期，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的，还多受元杂曲这一文化的影响。


    而元杂曲的主要内容多是类似‘窦娥冤’之类的一些人间惨剧，展露出来的多是权贵官员迫害百姓、压榨百姓的黑暗。


    老百姓受到压迫和权贵欺凌的时候，心里往往悲哀的自我安慰。


    受着吧，这就是现实。


    天下的乌鸦一般黑，官官相护，当官的都是人上人，被欺负就被欺负吧。


    朱允炆要破掉老百姓心里这种想法！要让老百姓站起来！


    可是他朱允炆是皇帝啊，他的这种理想哪里是说几句话，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？


    这种事需要在一次次事件的具体落实中，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老百姓才行。


    就如同老百姓为什么会自怜自艾的忍受压迫欺凌，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应当？


    因为这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史中，平民阶级就是受压迫的，就是活该遭受欺凌的。


    祖祖辈辈如此，跪了几千年，能是几句口号就喊起来的？


    朱允炆自己知道，他再如何伟大，就算喊出‘人民已经站起来了’这句话，终究作用不大。


    他不是神仙，他只是一个皇帝。


    一个**凡胎，几十年后就会病亡去世的男人而已。


    等他死了之后，这个国家、这个国家的人民。


    怎么办啊？


    所以，张东升的案子就是在塑造朱文奎的性子，想要看看朱文奎有没有同样的理想。


    就让法律，也偏颇一次弱势群体。


    也希望在这一次次的偏颇中，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在只是习惯跪着，而是站起来，勇敢的向权贵阶级呐喊出声。


    “丫的跟你们死磕！”


    那一刻，朱文奎对待国家的基本政治观得到了朱允炆想要看到的塑造。


    塑造完了这一基本政治观之后，朱允炆又给朱文奎留了一句告诫式的结尾。


    那就是张东升的爹张东站出来，扛下了本可以推卸给管家的罪责，把自己送上了‘断头台’。


    所以才有朱文奎发问“为什么一个草菅人命的**官员，会在最后一刻良心发现呢？”


    而朱允炆说了这么一句“人性复杂，谁又能说的准。”


    这不是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却也是最合理的答案。


    人性是说不准的。


    当法律从偏颇权贵阶级到偏颇平民阶级的时候，平民也一样会变坏。


    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一样会讹诈、耍赖以及无理取闹。


    所以人性说不准，将来的政策路线也要适时的再去改变。


    至于如何改变，那就是该朱允炆接班人，乃至往后一代代接班人操心的事了。


    “一个成熟的政治家，不仅拥有着对这个国家发展洞若观火的细致观察力，也要有把控力。”


    朱允炆念叨着：“断案之前要的就是观察力，断案之后要的就是把控力，朕很欣慰，起码在那个时候，朕对他的处理和成长非常满意。”


    这个时候，于谦已经屏住了呼吸，因为他知道。


    最重要的话还在后面，会出现两个要命的字眼。


    “但是！”